{"text":[[{"start":7.5,"text":"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奇怪——为何我们童年的那么多年里，学校的一天总是从宣誓效忠开始。这种怪异，和晚上10点电视上播放的公益广告要家长确认知不知道自己孩子在哪儿一样，和老师教我们一旦发生核弹袭击就要躲到课桌底下一样，甚至和整个冷战本身一样。等到生活变成历史，人们才会逐渐看清，那些在当时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事其实多么诡异。然而，早在幼儿园时，每天向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国旗宣读效忠誓词（以及“其所代表的共和国——在上帝之下、不可分割的一个国家”）这件事，对我而言就像喉咙里的一根硬骨头。"}],[{"start":47.66,"text":"不管那面旗帜代表什么，把手放在胸口、齐声背诵誓词来表达效忠，对我来说都透着诡异。为了避开这一套，我就默默站着，双臂自然垂在身侧。“在上帝之下的一个国家”——不管是哪位上帝——这句话都会让我反胃。这既源于我自己的不可知论立场，也源于我在犹太家庭中的成长经历：从小就被教导，要意识到“上帝”是一个足以引发人们暴力冲突的议题。然而，我的抗拒更多还是出于直觉。我敢说，在五岁、八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都不可能讲清楚：对一个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人来说，这个家庭与“所在之地”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与“不稳定”的关系，因此，对爱国主义的要求，乃至民族主义本身，为什么会引发如此矛盾的情绪。对于我而言，“归属感”体现在空间之中，而不是体现在时间（也就是历史）之中，这一观念本身就十分陌生。"}],[{"start":104.22999999999999,"text":"坦率地说，那种人本就该在某个地方拥有归属感的预设本身，也让我感到陌生。"}],[{"start":110.69999999999999,"text":"那么，我又怎能指望在一种关于“地方”的政治构想中获得信任，相信地方是安全可靠、不可分割，或能在时间中保持永恒呢？我的祖父（父亲一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一个地区，那地方不久先变成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又成了匈牙利。他后来离开家乡去巴勒斯坦留学，那里后来成为以色列；他的母亲则留在村子里，最终与村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抓走，押往奥斯威辛遭到杀害。1939年，他在途经欧洲、准备登船前往美国时，最后一次见到了她。另一边的祖母出生在德国纽伦堡，在那里生活到19岁被驱逐出境为止——她从未获得过德国公民身份。她的父母来自奥匈帝国的一个地区，那地方后来成了波兰，现在则属于乌克兰；纳粹把他们遣返回去，由“行动队”枪杀。祖母得以幸存，是因为拿到签证，得以陪同护送86名儿童乘船离开，搭上了1939年9月自波兰启程的最后一班“儿童运输”船只；在他们前往英国的途中，战争爆发了。"}],[{"start":177.7,"text":"我的四位祖父母都是中欧犹太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位可以选择留在自己的出生国，人生中最终都至少移民了三次。我之所以从未听他们哀叹离开的那些地方，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曾哀悼，而是因为在他们所承继的犹太人意识中，“地方”首先并不栖居在现实世界的某个坐标上，而是存在于集体记忆这一抽象领域之中。"}],[{"start":200.98,"text":"那种随时备着一个行李箱、或焦虑地反复准备多本护照的心理，常被联想到大屠杀带来的创伤。不过，美利坚合众国本身就是为逃离他处迫害的人提供庇护而建立的，这一事实表明，被迫背井离乡的灾难并不会妨碍人们对收留自己的国家的忠诚。相反，美国炽烈的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正是人们心怀感激、在新土地上得以生存并繁荣的历史遗产。"}],[{"start":228.92,"text":"在分析20世纪犹太人处境危机时，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有时就连犹太人自己也如此：追溯至少2500年的对“流动性”的依恋，固然与被驱逐和流亡的历史相对应，但在犹太人集体心理中，淡化“地方”重要性从来不仅仅是对流离失所的被动回应，而是一个反向排序的结果：把文本及其超越边界、随身可携的特性置于一切之上。犹太人意识始于《圣经》中被逐出伊甸园的叙事，并在此后历史上的多次放逐中延续下来，从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之囚开始，一路向后推展。将失去家园的混乱无序，转而以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说的“文本中无家之家的安居”来取代——也就是说，“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犹太人诵读和沉思《托拉》之处，就是真正的以色列”——这是一个精神与哲学上的抉择，它带来的并不仅是犹太教的延续存活，而是造就了我们今日所认识的犹太教本身。"}],[{"start":284.55,"text":"我自出生起便身处这样一种存在框架之中。它并不排斥同化或公民层面的贡献（没有这些，任何侨民群体都无法延续），但确实让“爱国心”更难被消化吸收。尽管如此，之所以对那种程式化的《效忠誓词》记忆感到困惑，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建立在多元性与个人自由保护基础上的国家，一般并不要求公民进行公开的爱国表态，而公民有权批评国家的自由也被写入《第一修正案》。"}],[{"start":315.95,"text":"我在纽约长大，母亲是英国人，父亲少年时期在海外度过，四位祖父母也都是外国人，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家里的生活方式以及家族文化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但我从小被教导，在美利坚合众国，这类差异在原则上不应成为政治负担；我被告知自己生活在一个国家，它最根本的承诺，正如效忠誓词最后所说，是“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于是，我并不完全融入主流、有时也并不那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这些都没有让我感到焦虑。"}],[{"start":348.75,"text":"让我疏离的情感与多重归属感同时并存，是美利坚合众国给予我的诸多馈赠之一。随着我开始成为一名作家，我学会珍视自己家庭的独特之处，以及这种独特性赋予我的视角；我也意识到，我对于如何构建一部小说的天生感觉，正是依赖于将彼此迥异的叙事、声音与场域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而对我而言，“家”的艰难建构，主要是在语言与文本的领域中发生的。这两点，都源于我出生在移民与难民家庭之中，而他们本身又是被一段更为悠久的离散历史所塑造。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可以、而且确实被视为一名美国作家——这一范畴，如同这个国家本身，是由其直言不讳的多元性所界定的。"}],[{"start":395.24,"text":"如今，随着我的政府将一项可怖的计划——对难民、移民乃至本国公民实施逮捕、监禁、驱逐出境，甚至杀害——加以制度化并入法，“美国”意味着什么、又指向哪些人这一问题，已不再容许任何轻率的预设判断。全球难民人数正攀升至约4000万的历史新高，而大多数国家的边境日益封闭，在这种情形下，移民几乎已不可能对超出基本生存需求之外的任何事物保持忠诚。"}],[{"start":423.58,"text":"在战乱、政治暴力和气候变化日益灾难性的环境下，对某种精神和生存立场的执着——例如那种在两千五百多年的犹太人流散历史中持续塑造其生活与想象的立场——如今似乎尽管伴随着显而易见的艰辛，却同时也是一种与之相对应的特权，属于那个仍能容纳迁徙的世界。数十万年来，人类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演化并繁衍兴盛；而当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兴起时，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初衷，正是为了接纳人类这种在无以为继之地背井离乡的根本需要。"}],[{"start":457,"text":"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我的祖父母从瑟堡乘船出发，带着10枚银元抵达埃利斯岛。他们不得不把姓氏从克劳斯(Krausz)改成Krauss，学习英语并设法谋生。但他们做到了，像无数在他们之前的人一样，成为了美国人。童年时，我也许把这种可能性视为理所当然，如今随着时间推移，亲身经历被转化为历史，这种心态也受到了教训。尽管已经太迟，我如今仍想把自己的忠诚，献给那个将我养育长大、仍然为人们提供逃离旧世界、奔赴新世界机会的国家。"}],[{"start":495.3,"text":"妮科尔•克劳斯(Nicole Krauss)是五部小说作品的作者。她的新长篇《Vita》将于2027年出版"}],[{"start":503.13,"text":"我们诚邀FT读者参与我们的“美国250年”系列报道。对你来说，美国意味着什么？请在下方评论区分享一段你认为最能体现美国的记忆或经历。我们将从中选取部分回应，下周刊登在FT.com。"}],[{"start":522.25,"text":"想第一时间了解我们的最新报道，请在X上关注FT Weekend Magazine，并在Instagram上关注FT Weekend"}]],"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3151798_1379.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