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9.92,"text":"澳大利亚的大学不断受到来自国家安全机构和媒体评论人士的警告：人工智能等“敏感”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研究，存在被外国窃取的风险。而中国经常被描述为这一威胁的主要来源。"}],[{"start":26.130000000000003,"text":"但这场关于科研安全的辩论往往忽略了两个重要背景事实。"}],[{"start":31.430000000000003,"text":"首先，大学科研活动的主体，是所谓的“基础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这类研究的目标，本就是公开发表、开放交流，并接受国际同行检验。换言之，一项基础研究成果一旦发表，就成为全球科学共同体共享的知识资产。无论情报人员身处上海、悉尼还是西雅图，都无需通过秘密渠道获取。"}],[{"start":55.64,"text":"2024年，澳大利亚政府调整出口管制制度，使其与AUKUS伙伴国的相关安排更加协调。但这一改革的目的，并非限制澳大利亚与中国或其他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正常合作。"}],[{"start":70.7,"text":"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科学家们从澳大利亚国防部国防出口管制办公室助理秘书艾米莉•霍尔（Emily Hall）那里得到了明确说明。在相关政策调整前向科研人员作简报时，她表示，“基础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的豁免范围扩大了原有“基本研究”（basic research）的例外规定。这意味着“更广泛的研究活动将符合豁免条件，因此无需申请许可”。"}],[{"start":95.53,"text":"当然，少数关键技术领域确实涉及国家安全考量。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针对AUKUS等项目提出间谍风险警告，是其职责所在。保护核动力潜艇技术等真正敏感信息，也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任务。"}],[{"start":114.16,"text":"然而，涉密研究在澳大利亚大学的科研活动中仅占极小部分。最新数据显示，仅有1.8%的大学研发支出用于国防相关目标。"}],[{"start":126.22999999999999,"text":"而且，如果是真正涉及机密信息的科研项目,它将受到一整套完全不同且更为严格的保护措施约束，包括安全治理、人员审查、安全许可、实体访问控制以及专门的网络安全保护。"}],[{"start":141.20999999999998,"text":"第二个被忽视的背景事实是：如果对丧失科学优势的担忧才是推动科研安全政策的主要因素，那么在科研合作问题上，相比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中国或许更有理由感到担忧。"}],[{"start":154.30999999999997,"text":"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报道的那样，如今中国已经不再处于“追赶模式”，而是进入了“超级大国模式”，其他国家可能获取中国最新科技成果的担忧，正是北京决策者开始认真思考的问题。"}],[{"start":168.16999999999996,"text":"根据科睿唯安（Clarivate）InCites数据库的数据，自2020年以来，中国科研机构科学家参与发表了全球前10%高被引STEM论文的55%。这一比例超过美国（17%）三倍以上，是澳大利亚（5%）的11倍。"}],[{"start":183.79999999999995,"text":"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最高水平的STEM论文中，超过一半（52%）涉及与中国科研机构科学家的合作。这一比例明显高于与美国研究人员的合作。"}],[{"start":195.62999999999997,"text":"我们采访了一位住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华裔澳大利亚科学家。他是一名金属材料工程领域的资深教授。在评价澳中科研合作的成本与收益时，他给出了一个直白的评价："}],[{"start":210.49999999999997,"text":"“这么说吧，如果中国和澳大利亚在能源、电池、材料和自动化等领域脱钩，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澳大利亚而言，影响将是巨大的。”"}],[{"start":222.40999999999997,"text":"当一种过度安全化的政府政策倾向被转化为大学内部的科研治理实践时，其结果是，在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一些领域，合作实际上已经几乎停止。"}],[{"start":233.99999999999997,"text":"我们采访了多位华裔澳大利亚科学家，直到近年，他们一直走在两国科技合作的前沿。他们认为，这个政策的结果无异于一种“自我伤害”（self-harm）。澳大利亚正在主动切断自己获取专业知识、最先进设施、独特数据集以及大型科研网络的渠道。"}],[{"start":253.51999999999998,"text":"在受访科学家看来，过度安全化的政府政策的另一个后果是，澳大利亚从资源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能力可能因此被削弱。这也会收窄澳大利亚实现“澳大利亚未来制造”（Future Made in Australia）议程所需的创新路径，使创新难以从基础研究阶段顺利迈向产业化和生产力提升。"}],[{"start":274.39,"text":"南澳大利亚州一位领先的生物化学工程学家认为，澳大利亚面临的问题在于创新与生产率增长之间日益扩大的脱节。"}],[{"start":283.76,"text":"“我们实际上关注的是两件事：增长速度和全球产出的份额。从全球份额来看，如果澳大利亚无法将其大学和科研体系与国外强大的市场力量和产业驱动力连接起来，那么其大部分创新潜力都将无法实现。”"}],[{"start":300.55,"text":"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是澳大利亚的一项发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知道，也为此感到骄傲。自该疫苗被广泛采用以来，宫颈癌发病率大幅下降，使澳大利亚有望成为世界上首批实际上消除宫颈癌这一公共卫生问题的国家之一。2021年，澳大利亚25岁以下女性中没有出现一例宫颈癌确诊病例；而就在二十年前，每年仍有近1000名澳大利亚女性被诊断出患有这种危及生命的疾病。"}],[{"start":330.8,"text":"但公众较少知道的是，这一疫苗是苏格兰裔澳大利亚免疫学家伊恩•弗雷泽（Ian Frazer）、中国病毒学家周健（Jian Zhou）以及周健的妻子兼实验室助手孙小依（Xiaoyi Sun）合作的结晶。"}],[{"start":342.23,"text":"这个成功故事至少带来两点启示：第一，弗雷泽展现了卓越的远见和领导力，将周健招募到自己的团队；第二，周健早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和科研训练，无疑对他后来在实验室取得突破性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今天的政策环境下，这样具有远见的领导力已十分稀缺，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学生和学者甚至难以获得赴澳签证。"}],[{"start":367.32,"text":"作为一个产业规模和市场体量有限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如果将自己与世界领先的科学创新生态系统隔绝开来，它面临的风险不是变得更加安全，而是变得更加贫乏——在知识和能力上日益落后。而澳大利亚已经疲弱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只会进一步放缓。"}],[{"start":387.58,"text":"（注：罗震（James Laurenceson）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并担任该校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孙皖宁（Wanning Sun） 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教授，并担任该校澳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3898960_4725.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