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6.8,"text":"艾萨克•梅里特•辛格(Isaac Merritt Singer)很难称得上是女权主义者。他与凯瑟琳(Catherine)结婚30年期间，与另一名伴侣玛丽•安(Mary Ann)生了10个孩子，又与第三名伴侣（同样名叫玛丽）生了7个孩子。玛丽•安得知玛丽的存在后质问艾萨克，结果被他打得不省人事——随后她将艾萨克逮捕。后来，人们又发现辛格的另一个家庭：另一个玛丽，以及另一个孩子。最终，他与伊莎贝拉•博耶(Isabella Boyer)结婚，并与她又生了6个孩子。"}],[{"start":38.68,"text":"因此，听到辛格第一次接触缝纫机原型时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机器真够邪门。你们想要消灭唯一能让女人安静下来的东西：她们的缝纫活。”当然，真正出人意料的是，凭借一些技术改进和精明的商业决策，辛格的名字最终成了这台“邪门机器”本身的代名词。"}],[{"start":60.85,"text":"1860年，随着辛格缝纫机开始逐渐流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评论道：“没有哪项发明给我们的母亲和女儿带来了如此大的解脱……事实上，这项发明可以说主要是为了造福女性。”"}],[{"start":74.82000000000001,"text":"诚然，缝纫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对许多女性而言也是一项耗时的职责。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借助缝纫机，女裁缝或男裁缝可以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制作出多得多的衣服。"}],[{"start":89.06,"text":"1860年，康涅狄格一家衬衫厂雇用了400名工人，每人配备一台缝纫机，产量与2,000名手工缝纫工相当。每名工人的周产量从不足5件提高到24件。工资也更高：每周4美元，而手工缝纫工每周只有3美元。"}],[{"start":107.35,"text":"但辛格的机器真的解放了女性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说的是哪些女性，以及我们所说的“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start":116.6,"text":"经济学家菲利普•阿格(Philipp Ager)和达维德•科卢恰(Davide Coluccia)发表的一篇新工作论文，研究了19世纪马萨诸塞州的详细数据，试图厘清缝纫机如何改变了女性的生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缝纫机让工薪阶层女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她们往往会推迟结婚和生育子女，也更有可能从事有偿工作。（不过，这些工作并不怎么令人愉快：制作衬衫和连衣裙的工作，正是最早的血汗工厂工作。）"}],[{"start":146.2,"text":"对较为富裕的女性而言，“解放”的含义有所不同。缝纫机让她们摆脱了耗时的家务劳动，从而腾出时间参与慈善机构和社区组织的活动。但对这些上层中产阶级女性来说，缝纫机所腾出的时间，最重要的用途是让她们更早结婚、生育更多子女。"}],[{"start":166.02999999999997,"text":"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在具体任务层面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并不一定能减少总体劳动量。相反，我们会把节省下来的劳动“花掉”：也许用来多买些衣服，也许用来多生几个孩子，也许以其他方式消耗掉。洗衣机是最典型的例子。对于一批特定的待洗衣物而言，这个长方体般的奇迹机器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正如露丝•施瓦尔茨•科恩(Ruth Schwartz Cowan)在《母亲的更多工作》（More Work for Mother，1983年）一书中所论述的，结果是人们会更频繁地洗衣服。不再需要可拆卸的袖口和衣领，也不再需要用深色外衣遮住污渍：每天把所有东西都扔进洗衣篮。母亲会想办法把它们分拣好。"}],[{"start":211.2,"text":"洗碗机是另一种“解放技术”，而且其历史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悠久。约瑟芬•科克伦(Josephine Cochrane)于1886年为第一台真正有效的洗碗机申请了专利。"}],[{"start":223.01,"text":"再说一遍，解放的故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科克伦发明洗碗机并不是为了节省自己在家务上的时间；她家境富裕，只是想防止仆人磕坏她最好的瓷器。"}],[{"start":236.41,"text":"尽管按每次清洗的负载计算，洗碗机相较于洗衣机节省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多，但它或许为每个家庭节省了更多精力，因为人们不像使用洗衣机那样，认为有必要更频繁地洗碗。这里的专业术语是“需求弹性”。人们对干净衣物的需求具有弹性：洗衣变得容易得多后，我们会多洗很多衣服。但人们对干净餐具的需求没有弹性：洗碗变得容易得多后，我们只会庆幸日子好过了。"}],[{"start":266.39,"text":"艾莉森•沃尔夫(Alison Wolf)在《XX因素》（2013年）中写道，在各种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中，“女王”是电视餐，其发明者为细菌学家贝蒂•克罗宁(Betty Cronin)；更广义地说，则是所有工业加工食品：已拔毛的鸡肉、切好的沙拉、罐装汤和瓶装酱料，以及价格亲民、随时可得的外卖食品。它们并不光鲜，有时也不健康，但确实节省了时间。"}],[{"start":290.87,"text":"20世纪60年代，受过大学教育且生活富裕的女性通常每天要花四到五个小时准备和端上饭菜，并在餐后收拾。对这些女性而言，“把食物摆上餐桌”并不是比喻，而是她们确实要做的事情——每周耗时多达数小时。如今，美国时间利用调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显示，女性用于这些事务的时间已降至每天不足一小时，男性则为半小时。"}],[{"start":316.14,"text":"或许，所有“解放技术”中最重要的并不直接节省劳动力：它就是避孕药。避孕药简洁、隐蔽，在实际使用中也比避孕套或子宫帽更可靠，使女性能够更好地掌控生育，从而有理由投身法律、医学和牙医学等专业职业。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与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提出了有力论据，认为未婚女性可以获得避孕药，促成了女性一代人进入专业领域的转变。"}],[{"start":345.77,"text":"从缝纫机、洗衣机、洗碗机到避孕药，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发展史，是否能让我们从据称即将到来的AI革命中得到什么启示？或许可以。我总结出三点经验。"}],[{"start":358.88,"text":"首先，这些故事错综复杂。即便只是缝纫成本下降这样简单的变化，也会让一些女性更早生育，另一些女性则推迟结婚和生育。事后看来合乎逻辑的后果，往往很难预见。"}],[{"start":373.53,"text":"第二，弹性很重要。无论是干净的衣物还是洗净的餐具，成本下降后，我们未必会因此大幅增加需求。"}],[{"start":382.55999999999995,"text":"第三，正如艾萨克•辛格(Isaac Singer)那位饱受折磨的伴侣玛丽•安可以证明的那样，社会进步也可能由动机最卑劣的人推动。"}],[{"start":391.71999999999997,"text":"第一时间了解我们的最新报道——关注《FT周末杂志》(FT Weekend Magazine)X以及FT周末版Instagram"}]],"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90785023_8370.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