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公司治理经理人薪酬制定，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薪酬与绩效挂钩变得似乎天经地义，司空见惯。但在其制度设计背后其实包含着博弈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有效揭示私人信息的深刻思想。
第三，经理人激励合约设计中的激励相容思想。
如今被誉为现代薪酬合约理论两大基石的，除了梅耶森显示原理外，另外一块重要的基石来自纳什均衡概念发展以来博弈论一直倡导的激励相容思想。我们以Holmstrom和Milgrom（1987）这篇经典论文为例。在这篇文章中，Holmstrom和Milgrom提醒我们，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数学规划问题中，除了反映机会成本的个体理性参与约束（经理人接受薪酬合约的效用不低于反映市场竞争性薪酬的保留效用），在给定基本薪酬和奖金的前提下经理人效用同时达到最大成为重要的约束条件。这一被称为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的重要约束条件和股东追求价值最大的目标函数需要同时成立，二者一起很好地体现了“使自己达到最优，必须同时使对方达到最优”的纳什均衡思想。用美国强生公司罗伯特.伍德.约翰逊的话说，那就是“让你的总经理富起来，他们就会让你更富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博弈论上述两方面的工作完全改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薪酬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作为劳动力的价格，（经理人）工资（薪酬）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决定的。薪酬是劳动力付出努力的负效用的补偿。这意味着所有人的工资应该是一样的。但以梅耶森和霍姆斯特姆等以相关博弈论理论为基石发展起来的现代薪酬理论却告诉我们，薪酬合约设计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解决经理人与股东围绕经理人努力付出的信息非对称问题；按照现代薪酬合约理论，经理人薪酬除了劳动力人力资源耗费的补偿外，还包括经理人私人信息的信息租金，因而薪酬具有很强的激励属性。不同经理人由于拥有的私人信息不同，获得的信息租金就会不同，薪酬自然会千差万别。经理人激励合约是激励和保险二者之间的权衡。上述讨论一定程度解释了为什么经理人薪酬的设计和支付往往是“背对背”。
除了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中有大量应用，博弈论在公司治理的基础课程公司金融中同样有大量的应用。这里同样试举三例。其一是优序融资理论中上市公司发债的无奈。很多人对公司金融中十分重要的优序（Pecking Order）融资理论仅仅表述为企业融资存在先后顺序，先内后外，先债后股。但稍加考证，你会发现Myers（1984），Myers and Majluf（1985）发展的优序融资理论原本是用来描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混同战略均衡选择的。考虑到一旦发股就会向投资者传递公司股价被高估的信息，你会发现作为一种无法让投资者获得股价究竟被高估还是低估真实状况的混同战略，上市公司不管股价是高估还是低估总会选择发债，而不是发股。这是因为，投资者在股票高估时购买股票，将减少投资者的收益，投资者的理性选择是不会购买公司的股票；此时为了实现公司融资的目的，公司被迫发行债券；当然如果公司股票被低估，发行股票会增加公司的融资成本，公司此时最优战略仍然是发行债券。这解释了为什么真实世界的财务经理并非按照经典权衡理论设计的资本结构进行融资安排，而是往往无奈地选择“发债”。这是公司财务经理与资本市场投资者二者开展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
其二，资本结构的信号传递功能。如果说优序融资理论很好地揭示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混同战略均衡，那么资本结构的信号传递理论则很好地揭示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离战略均衡。公司经理与资本市场外部投资者之间围绕公司价值存在信息不对称，而资本结构成为外部投资者观察公司价值的信号。由于在低质量下，高负债会提升企业破产的概率，因而低质量的企业通常不敢用高负债的办法模仿高质量的企业。因此，越是好的企业，越会通过提高负债率来展示自己的高质量。高负债由此成为一些好的企业向资本市场传递自己高质量的信号。这种表明自己“与众不同”的信号用博弈论的术语描述就是一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分离战略。上述理论同样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企业并不按权衡理论设计的资本结构进行融资安排，而是偏好高负债。事实上，除了高负债，持续的股利政策等同样是公司经常用来向资本市场投资者传递经营状况良好的信号，有助于缓解外部分散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其三，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债务合约限制性条款的设计。很多人也许知道，约束股东权利的限制性条款是公司债务合约设计的关键环节，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其实，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所谓的“限制性条款”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SPNE）。债权人理性预期到一旦借钱给公司，实际控制公司的股东事后会采取种种利己策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例如，公司有激励冒高风险，让债权人一起和自己承担风险，此之谓“上有政策”；而债权人预期如此，必然事前制定“限制性条款”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害，此之谓“下有对策”。例如，限制公司股利支付额度，未经债权人同意，公司不能出售或出租主要资产等。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理性预期博弈在公司治理制度设计实践中往往比比皆是。
在文章有限的篇幅里，我这里给出的只是博弈论在公司治理制度设计和公司金融资本结构选择中的经典应用，博弈论在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中的应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博弈论的理论分析支撑，我们很难看到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教学研究的积累，一本记录我公司治理制度设计思考的《公司治理二十讲》今年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应该说，不同于国内其他教材，这是国内，乃至国际公司治理学术界为数不多的从股东（不是利益相关者）视角逻辑一致地介绍公司治理制度设计思考的教材。我理解，如果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中有更多的人接触和了解博弈论，并自觉应用其思想，也许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中的分歧和困惑不会像现在这么多，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会更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不得不说的是，正是由于在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我第一时间接触学习张维迎老师《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并使之成为未来研究公司治理基础的分析视角和重要的分析工具，最终使我形成融会贯通自成体系的公司治理思想。每念及此，顿感人生如此，何其幸哉。
今年五月初在浙江杭州钱塘高等研究院将举办纪念张维迎老师《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出版三十周年的研讨会。由于授课冲突以及其他原因，这次活动我无法亲赴现场参会。谨以这篇文章向张维迎老师《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出版三十周年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发至内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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