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阿里旗下钉钉一名前员工发布《置身钉内》的离职网文后，网络上陆续出现《置身团内》《置身米内》《置身抖内》等针对互联网大厂运营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文章。那么，吐槽“置身X(钉、团、米、抖)内”的现象究竟只是“大厂祛魅”这一社会情绪的简单发泄，还是由此暴露了困扰大厂的“大企业病”，进而大厂未来面临的“转型”问题。
离职员工吐槽“置身X内”现象一段时期以来集中涌现，在我看来是有以下三方面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其一中国经过40多年的经济转型，民营经济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舞台的主角，逐渐走向了舞台的中央。这些大厂代表着中国社会经济新的发展方向，无论是规模体量，还是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民企更多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不可同日而语，自然容易成为媒体和公众，乃至监管当局关注的重中之重。
其二，这些大厂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平台”，它们是平台经济这一新生事物的杰出代表。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的背后是由无数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围绕产品和服务提供、交易通过P2P，C2C网络支撑的庞大经济王国，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与其说大厂如今是“大的工厂”的代名词，不如说大厂更准确的指代就是平台。
其三，这些大厂，不仅提供商品和服务交易的平台，而且部分，甚至全部代替政府监管职能，扮演着传统上由政府完成的监管角色。例如，出租车服务这一传统上由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监管的领域，现在更多是由滴滴、曹操出行等平台来完成对出行服务质量和交易纠纷的监管。乃至于现在对出租车更加一般的说法是网约车。这个“网”指的就是基于互联网的作为平台的大厂；日用商品和外卖订餐，现在同样主要不是由政府的工商管理部门和食品检疫部门来监管，更多是由京东、淘宝、拼多多以及美团等电商平台来对供货商和餐馆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供监管保障。消费者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是与平台联系，现在很少有消费者拨打工商管理部门的举报热线了。
这一趋势的出现不仅是由于基于互联网的平台交易信息留痕，可以成为监管实施的直接依据，使得监管透明度增加，有效避免监管腐败，而且由于平台可以基于过往的交易行为，完成信用的评估，提供针对性的“奖惩机制”进行“利益诱导”。因而平台的监管与传统的政府监管相比不仅更加“有用”，而且更加“有效”。
总之，现在的大厂不仅是规模庞大的“工厂”，更是与我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平台，和商品服务质量保障的监管者，因而它的任何风吹草动自然会吸引媒体和公众无数关注的眼光。
除了大厂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成为中国经济舞台的主角，引人注目外，在我看来，吐槽“置身X内”现象的出现也许还与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大厂自身确实暴露出一些发展中值得引以为鉴的问题不无关系。再加上，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和便捷，以及新一代打工人对自身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这些因素，一个看点十足、浑身全是包袱的“置身X内”的线上吐槽大会就这样隆重上演了。
那么，这次“置身X内”的线上吐槽大会暴露出哪些大厂未来发展值得关注的问题呢？
其一是规模扩大以后，企业或轻或重，难免患上“大企业病”。
大企业病这一概念最早是日本立石电机株式会社（现欧姆龙株式会社）时任会长立石一真在1983年卸任公司总经理的媒体记者会之际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一家成功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规模扩张，机构臃肿，业务庞杂引发的冗员众多、相互扯皮、效率低下，发展停滞的现象。作为一家企业成长过程难以避免的“成人病”和“慢性病”，这一概念用来对企业出现组织臃肿、创新乏力、战略失焦、效率低下、文化僵化、市场响应迟缓等综合症候进行形象化概括。
例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科层组织内部的信息传导机制就会出现延缓和迟滞。很多一线员工熟视无睹司空见惯的问题，传导到最高层做出最终战略调整决策时，已经错失市场的发展良机。我们看到，这次置身X内很多吐槽火力的集中点就是信息沟通渠道不够畅通的问题。由于文化习俗和制度惯性，并不是一个大厂建立一个内部网络，和召开各种例会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认识不同，大的企业就需要说服大家形成共识。组织成员的人数越多，达成共识就越困难；即使能够达成共识，需要相互沟通说服的时间也越长。
再例如，虽然大厂都会推出与KPI挂钩的激励员工的薪酬方案，但由于企业组织规模扩大，集体生产（teamwork）下对每个个体绩效的评估就变得十分困难，因而很难使每个个体对最终拿到的薪酬满意。一个简单的对照是，马云和他的合伙人在阿里创业时，“十八罗汉”谁干好干坏大家是一目了然的。但如今阿里对于不同层级的员工薪酬管理则需要依靠内部设计复杂的体系进行艰难平衡。向一线员工倾斜，中后台保障的员工会不满意；而向管理岗位倾斜，冲锋陷阵的一线员工就会不满意。组织越大，自然越难让所有人满意。
其二，由于平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特殊角色所带来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微观市场结构来看，平台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这集中体现在平台在与借助其提供商品与服务的厂商讨价还价过程具有不对等的议价能力。而垄断的市场结构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都一定程度会在这些大厂中显现。例如大厂是否利用平台提供的竞争性商户的信息过度压低一些商户所提供类似商品和服务的定价，使这些企业利润空间变得十分有限。
这里需要指的是，虽然平台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但并不意味着平台一旦形成，它的存在不可替代。曾几何时，京东和淘宝被认为是垄断电商平台的两大寡头，但还是有拼多多异军突起。平台之间的竞争有时反而成为反平台垄断和市场自发秩序形成的重要力量。例如，在一些平台推出“先享后付”和“七天无理由退货”后，另外一些平台为了吸引和挽留客户很快会推出类似的举措。
其三是在部分履行传统上由政府扮演的监管者角色后，平台监管自身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在一些平台代替了政府的传统角色，开始履行监管职能时，政府监管通常存在的凭借手中的权力设租寻租，“靠监管吃监管”的问题自然会延伸到新的监管者-平台监管的身上。这是我们观察到一些平台企业员工腐败案件频发，大厂不得不拿起法律武器通过诉诸刑法，治理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背后的原因。
但这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的观察，相比于政府监管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平台监管的腐败问题会有，但少很多。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平台监管基于互联网技术信息可以留痕，实现透明监管；另一方面则同样来自平台之间的相互竞争会对监督腐败问题引发的平台吸引力降低问题高度重视，而加以从重从快解决。
因此，对于平台经营的垄断性问题和平台监管的腐败问题，我一直主张，我们应该采取更加包容和观察的态度，不应一棍子打死。毕竟，过去十多年兴起的平台经济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事物。对于如何监管履行监管职责的平台，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形成共识。
客观而言，对于平台的过度严苛的监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平台的重要经济功能的客观评价和充分认识。我理解，伴随这次“置身X内”的线上吐槽大会中出现的“大厂祛魅”声音一定程度与不当的甚至有点“妖魔化”平台有关系。一些更加错误的说法甚至把大厂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归因于资本的邪恶。
一个基本事实是，对于很多历史上曾经十分优秀的企业，在发展历程中也会遭遇“大企业病”病菌的侵袭。例如，在航天航空领域誉满全球的百年企业波音也曾一度患上大企业病（参见郑志刚，“波音的大企业病”，FT中文网，2025年1月）。波音由于合并麦道，形成“垄断”后，在研发投入和生产经营策略选择中趋于自满和保守，以及盲目推行D（多元）E（平等）I（包容）政策，破坏传统的工程师文化等原因，2025年年初的市值在1280亿美元左右，而负债却已高达1612亿美元。波音的信用评级在标准普尔、穆迪等评级机构下调后，处在“垃圾级”的边缘。2024年8月8日，前雷神公司CEO凯利•奥特伯格正式接任波音CEO一职，围绕波音的“大企业病”，从消除DEI和E（环境）S（社会）G（治理）社会运动的影响与裁员降本增效，开始了他对波音大刀阔斧的改革。
再例如，亚马逊CEO安迪•杰西曾在2024年9月的内部备忘录中承认，公司出现了“为决策会议召开预备会议的预备会议”现象，以及“一长串经理觉得需要在议题推进前进行审查”的情况。他已经意识到，这种“会前会”文化，以及官僚主义导致的决策过程的缓慢化，正在拖慢亚马逊整个组织的决策效率。亚马逊在2025年年初宣布，净裁1.4万个企业白领岗位。其中，人力资源、云计算、ESM（卖家管理团队）等核心部门均在此次调整覆盖范围，部分团队甚至整建制解散。
那么，大厂应该如何有效预防和根治一家企业发展过程也许难以避免的大企业病呢？
我的建议是，大厂也许每年应该进行一次可以被称为“企业健康管理”的各种内测和自评。这有点类似于我们成年人每年要进行一次体检，做健康管理，看一看血压是否正常，身体是否出现不良病变等。而企业健康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内测和自评一家企业是否做到了对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一些基本原则的遵循和贯彻。例如，大厂应该内测和自评是否严格遵循专业化分工原则，在各项（用人、经营）政策制定上拒绝像波音一样“既要又要还要各种要”；内测和自评是否严格遵守权利与责任对称原则，拒绝由无法为可能做出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的人和机构做出决策；内测和自评是否严格遵循激励相容原则，不能仅仅强调目标的政治正确而忽视个体的激励；内测和自评是否严格遵循成本收益平衡原则，不能不计成本地推出一项制度，等等。
利用每年一次的企业健康管理的契机，大厂至少应该全面检查一下是否存在下情无法上达信息传递迟滞的问题，是否有无助于业务开展，反而处处掣肘的机构和冗员的存在。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聘请独立的会计事务所完成年报审计工作期间也许是每年开展企业健康管理的合适时机。
虽然不能一定避免，但我理解，如果大厂的制度和文化能不时提醒经营者和相关决策者通过每年进行的企业健康管理，反复内测和自查公司治理制度设计是否违反专业化分工、权利与责任对称、激励相容和成本收益平衡这些原则，及时发现问题，积极加以改正，将一定有助于缓减，甚至避免“大企业病”的侵袭。
（本文很多观点来自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林展霆采访的问题回答，感谢林记者所提出的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但文责自负。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