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暂不去评论这种分析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梅朗雄及其政党各种代表人物在此次运动中极其活跃是明显的，多年来对暴力行为包括此次运动中发生的所持看法多暧昧含混，甚至有些时候还给予合理化论证。在这一点上，尽管法国人大部分都表示理解甚至支持年轻学生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学习条件，包括改革前几年实行的让一些学生感到压力的进入高校筛选制度的诉求，但对梅朗雄及其政党的这种做法，则表示了很大的不满甚至愤怒。但当下，梅朗雄及其政党的策略是巩固动员基本盘，这场抗议成了其施展影响的场域，以便凸显政府的无能，压制年轻人本性，以吸引年轻人的支持。但是否最后这种策略会受到回旋镖反弹，伤及自己，那只有等到新的民调甚至是大选时才能明了。
如果说法国历史上政治常常是街头与秩序的双重奏，梅朗雄的“不屈法国”试图占据街头一端的话，极右一翼的玛丽•勒庞及其“国民联盟”当下就试图挤掉政府的影响，扮演秩序的守护者。显然对他们来说，社会的抗议，街头的混乱也是助推其入主爱丽舍宫最好的燃料。极左一翼梅郎雄及其政党越鼓动抗议，合理化某些乱象，越将一些人推向“国民联盟”一边。所以，某种程度讲这种局面也是勒庞及其“国民联盟”所乐见的。这一端不断强调秩序，要压制那些极左翼势力；极左翼一端的一些人就更找到行动的理由，如此也会让勒庞及其“国民联盟”更得益……理解法国国内当下的政治背景，是理解此次运动发展到如此程度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就抗议规模本身，此次抗议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但激烈程度，骚乱如此，不了解这种政治背景的肯定是不得要领的。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需要提及，这似乎与以往也有很大不同，就是国际上可能有更深的介入，此次抗议以及骚乱的出现，根本原因自然在法国内部，但外部势力是否在推波助澜，应该也是值得考虑。几年来，因右翼保守极端意识形态，一些极端宗教立场，也因地缘政治，国际上似乎形成一个希望看到法国崩塌，进而欧盟弱化的潮流。一个不言自明，心照不宣的准联盟，从俄罗斯的普京，到伊朗、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包括特朗普，那种对法国的憎恨，厌恶与不满时有表露，其中原因各异，比如法国毕竟是欧盟最重要的领导国家之一，也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与科技，军事能力，不愿轻易依附哪个强权大国，若能弱化法国，会让这些国家得益；臣服法国，更可让帝国计划更好地实现。他们似乎有一个价值上的共同的意识形态的立场，在美国这人类第一个现代的共和国被特朗普执掌后，他们希望看到另一个现代共和国的模式法国垮台。
对某些人来说，如普京与特朗普，他们已经明确希望看到极右一翼的勒庞能入主爱丽舍宫。且不讲多年来普京是怎样力挺勒庞，包括当初在其政党资金困难时，用今天已经消失的俄罗斯一家银行为其贷款解困，甚至在前两次大选时通过网络介入直接助力勒庞，在今天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如果作为欧洲最坚定支持乌克兰国家之一的法国能够换人，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将在乌克兰问题上取得极大的进展。周五，马克龙与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会面，包括与意大利方的联合声明，让乌克兰生产法意研发的性能极佳的Aster 30 防空拦截导弹，且加快交付一批已经预定此类的，这些显然都会让莫斯科非常愤怒。勒庞日前已有所表态，她当选法国将不再援助乌克兰。而对特朗普来讲，支持欧洲的民族主义者、极右翼势力是弱化甚至是摧毁欧盟最简捷的方式，是符合其对世界的设定的，更何况意识形态上彼此的相似性。因此，我们才可以明白为何去年勒庞因该党挪用公款被一审判决时，会发生特朗普政府派了两位外交官去私下游说施压负责的女法官，甚至暗示会给其好处，希望其该案上为勒庞网开一面这类事。——此事现早已被当事人公开。
我们不清楚当下特朗普政府是否在这次抗议一些事上推波助澜，但俄罗斯、伊朗等在做一些或是大概率事件，最近两三年已经有一系列俄罗斯特工试图激化法国社会矛盾，宗教冲突的“假旗行动”活动在法国被公开披露，如公开刷写反犹标语，嫁祸穆斯林等。当下这场运动与骚扰中，他们也不会毫无动作。出现这种骚乱局面，弱化法国政府，普京会在克里姆林宫开香槟的。笔者之所以认为他现阶段不论特朗普如何示好，他也不会有任何真正停火的打算，其中一个考量，就是要等到明年法国大选结束，再推动德国的选择党的影响继续扩大，然后再来做决定。几天前，独立智库“法国国家安全中心”主席，安全问题专家蒂博•德•蒙布里亚尔（Thibault de Montbrial）在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伊朗、土耳其、阿尔及利亚等情报机构最近在法国都十分活跃。
青年、犯罪与网络
此次学生抗议，绝大多数的未满成年的学生，他们的意愿是合理的，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都保持了理性和平，尽管有些学生阻塞了学校入口，以示罢课抗议，影响了他人权利的行为值得商榷。但在游行期间，往往是结束时，会有一些身穿黑衣的被法国人称为Black bloc 的极左小团体出手与警察对峙，进行破坏。这些从前联邦德国时代出现的，由前无政府主义者、另类全球化主义主义者等逐渐演变来的极端分子，现在许多西方国家存在，他们没有核心组织，只是网络串联，以小群体出现，以打碎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砸毁企业或国家象征物的建筑窗户，涂鸦，纵火。此次运动也见到他们的身影。且因上述提及的政治情境，似乎此次显得比以往更加活跃。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以推翻现制度为目标更加隐蔽极端激进的左翼小团体，秘密策划造成大的混乱，攻击政府机构。此次市政府遭放火焚烧的Limoges 市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认定这是一批极左派极端激进团体精心策划的，最新消息已经有一个34岁的极端激进左翼活动分子已因此遭到羁押。周六一些地区开始出现骚乱时，网上也有各种信息显示，这种谋划，策略是存在的，比如有人指示提醒，不必去抢砸商铺，要去攻击政府机构所在地等等。
用法国一位内政安全问题专家埃里克•德尔贝克( Eric Delbeque) 在电视Lci 频道相关节目上评论说：此次骚乱与以往的最大不同是这些极端左派活动分子与砸抢的年轻人的合流。这或许就是此次骚乱后果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不断有年轻人参与砸抢放火这类情形发生，甚至包括一些球赛胜利后，也发生类似的现象。这类砸抢的年轻人，占这次骚乱的主体，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中许多来自各大城市的郊区及贫困街区，其中也混杂各种一时卷进去的其他类型的人。其中95% 以上者为青年男性，带有某种对城市中心消费世界所具有的怨恨，砸抢，发泄某种内心挫折，被一种对可望不可及的消费品的渴望，被掠抢的冲动驱使犯下这类罪行。这类行动往往被视为郊区社会矛盾、阶层隔离和对警察愤怒情绪的集中爆发。此外，尽管此次极端激进左派活动分子因其行动，占据了更多的版面，但也同样存在一些极端激进的右派活动分子，用埃里克•德尔贝克话讲，双方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造成人员的伤亡。
这种现象的产生，除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各种原因外，家庭内部与公共事务山上权威意识的进一步淡化或许也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原因。而笔者一直有一个直觉：他们是“新冠一代”，新冠时期的一些封禁，或许给他们留下终身的心理印记，尤其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被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的孩子，或许有一种几乎是生理性的发泄、破坏禁忌的冲动。看到此次骚乱中，一些年轻人围着他们放起的火，几乎像过节那样兴奋，让我再次想起这一想法。参加此次抗议的年轻人多属于所谓的“Z 世代”，即出生于1995到2010年代的人。现在世界范围内，关于“Z世代”的讨论日渐增多，从亚洲到非洲，从北美到欧洲，因经济与阶层剥夺感，对未来的彷徨焦虑，在些发达国家也包括对AI 带来的对自身命运的影响的担忧，近些年陆续爆发诸多抗议浪潮，被些研究者称为“Z 世代抗议浪潮”。尽管各自诉求并不一致，但一些共同的行为方式又赋予他们一些共同的特质：去中心，以网络为连接主要手段，网络文化的构建和互动，跨国的联络，对制度权威的冷漠与轻视等等。这一代人不仅能启动某些带有合理的，正面诉求的运动，但其中也有那些造成负面的砸掠现象的破坏者，不仅是法国，也同样在欧洲其他国家出现。10月17日当法国发生掠抢现象的同时，在意大利几个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行为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事实上，年轻人游行抗议，对自身权益及社会表达关心，不满，某种意义上讲不是坏事，只要不走到极端，因为那是活力和意愿的表示，比那些无声退缩，无条件躺平的年轻人更让人感到一个国家的希望。如何面对此类现象，构建一种新的青年文化，有效合理地使用社交媒体，又不限制青年人的自由，信息攫取和交流的渠道，这恐怕都是下一步这些民主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此次如果没有这些社交媒体，破坏者的集合及行动，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事先利用各种加密社交媒体如Signal 等传递信息，交换破坏工具，用脸书，TikTok 等进行现场直播，通告警力移动信息，渲染现场的氛围。而事前关于警察暴力的视频大幅在网上流传，也激怒了一些年轻人，增添了他们的愤怒与对抗警察的理由。没有人会否认数万警察中，会有过度使用暴力者，需要检讨，甚至惩治。法国警方制度中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这类调查，但网络上所流传的一些图片，视频，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有意为激发对警察的憎恨与愤怒而伪造的，包括假扮警员做出一些过度的行为然后拍成视频流传…… 这些恐怕都需要些时间清查，检讨，以便未来能让青年与警方找到一更融洽的互动关系，让民主制度更好地应对社交媒体带来的挑战。
法国的危机与挑战
除上述这次抗议与骚乱的成因外，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些现象，或许还需要谈谈一些更深层的传统及结构性因素，这些在当下的现实中纠缠在一起，既是事件的成因之一，也是理解下一步法国面临的挑战的关键。就传统讲，法国历史上有千年的“农民暴动”（Jacquerie）传统，最著名的是中世纪1358年那场爆发于百年战争期间，因过度的税收、士兵对乡村的掠抢、贵族对农民缺乏应有的保护而爆发的“大暴动”（La Grande Jacquerie），那个专门用来描述农民暴动的一词Jacquerie也因此得名，后在“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代，被用来通称那种自发的，暴力的农人抗争。与此相对，或许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传统是法国的国家主义传统。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国家过强，社会发育会受到抑制；因此人们容易过度依赖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运作，在利益受损时，又容易直接向国家发泄不满，视为责任者。这种强国家传统在不同时期，不同议题上有不同的正负作用，其影响深巨，直到今日，也表现在这类抗议或骚乱的爆发及处理上。
一方面，因国家的干预，人们享有的福利保障及在危机来临应对危机方面，依靠国家很强的动员能力，人们或许能得到国家更好的保护，也有助化解危机。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0年欧洲金融危机时，你在法国几乎是感受不到什么影响。2020年新冠期间，大概也是法国人享受到其他国家人所没有享受到的照顾。在某些条件下，如二战后，那种由政府、工会和企业共同制定的国家重点发展产业计划，借助国家的干预，在企业家的努力下，加以高水准的技术精英，官僚系统的执行，这种模式也取得过卓越的成就，所谓三十年经济增长“光荣期” (trente années glorieuses, 1945-1973) ，法国高速发展，科技领先，比如迄今让法国能够在世界经济、军事、政治上享有其地位的航空、核能、军事等产业，都与那时的国家干预有关。但那既不同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英国人的“自由式”模式。其成就，当时曾引得法国长期的竞争对手兼伙伴英国人好生钦羡、推崇，甚至引发提倡要学习“法国模式”的讨论。确实，1950年至1973年间，法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5% 左右, 有些年份甚至接近8%，而英国仅为2.6%到2.8%上下。1950年时，英国的人均GDP比法国高出近30%，但到了1970年前后，法国的人均收入正式超越英国，并在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上展现出明显优势。而1970年代的英国因罢工、高通胀、产业老化以及国际收支危机甚至曾在1976年不得不向IMF寻求援助，而被戏称为“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而法国则跃升为仅次于西德的欧洲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一切让法国的国家干预主义似乎有了些自傲的本钱，当然，这些发展也与那时欧洲共同市场的建设带来的拉动有关。
但世事往复，往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过强的国家角色又会在某些条件变化下带来许多问题，恶化诸多潜藏的负面因素，最终带来危机。法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恰恰就是跟先前造就其辉煌的模式有关。一种公共支出（public spending）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约为57%的经济结构逐渐形成，成为所有发达国家中独特的一种模式。一方面可以说法国是世界上社会保障、福利，公共服务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些依托财富二次分配的公共支出的制度，许多形成于战后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资源充沛，享有人口红利的时代。但另一方面，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终结了高速增长，人口逐渐进入老化，财政进入赤字运行，几十年从未有过盈余，累积了庞大的债务，国家财政支出能力下降，而许多福利支出依旧要维系，国家投资不足，经济乏力，在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上就显得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各种税负自然也较重，民众购买力下降，社会不满在通胀的情况下就更易爆发，这些年法国的一些抗议多少都与此有关，也是此次中学生抗议学习条件不佳的深层原因。 这种情况下，谁叫得响谁有奶吃，反过来也事实上鼓励了某种抗议甚至是激烈行为，试图让国家认知、认可，国家也不得不在有限的资源中腾挪出一部分回应要求。显然这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讲是不健康的。
这些弊端，法国人也不是不清楚，多年来改革也是在陆续进行，马克龙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上台的。虽然在他第一任期时也确实带来诸多变化，失业大幅下降，财政状况明显好转，有年份财政赤字仅在2% 左右，另有两年在3%，但黄马甲抗议，特别是新冠的爆发，打破了这种进程，2020财政赤字陡升超过9%，虽次年下降到6%, 但此后几年多在5 % 上下徘徊，直到今日，显著高于3% 欧盟的要求。这是与俄乌战争带来能源价格上涨，包括最近一轮因特朗普发动的伊朗战争所再次急剧推升的油价与普遍的通胀有很大关系，一边是经济增长因能源问题受到拖累，另一边是要以补贴支持因能源价格带来的人们日常消费与企业的额外支出，维系人们的基本正常生活，经济的运转，同时还要增加军费开支，法国政府承受极大的财政压力。此外，退休制度改革受到左派、极左派、极右派因各自的政治立场联合阻击，陷于停滞。法国迄今仍旧是欧洲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之一（62 岁零9个月），也加剧了财政紧张，乃至在马克龙的前后两个任期，债务累积新增了上万亿，国债利率攀升严重限制了此届法国政府像过去那样开支票以新债务来回应社会诉求的转圜余地。当下再轻易开支票，会受到市场惩罚，加大金融危机的可能；不开支票，难以平抑年轻学生的不满，可谓进退两难。在七十年代的英国，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的德国陆续被称为“欧洲病人”后，现在轮到法国被人称为新的“欧洲病人”了。这种局面，马克龙当然要负责任，尽管因上面提及的各种事件责任不能全归这位当初以改革为旗帜上任的少帅总统，但另一方面他的施政失误也是显见的，比如，新冠发行的补贴没有更早刹车；贸然解散议会，进行大选，带来政治不稳定，严重伤害了近两年的经济运行，这些都是他无法推卸的责任。马克龙有责任，现政府有责任，历届政府，拒绝延长退休改革的那些普通人其实也多少都是有些责任的。
法国当下的抗议还没有终结，但只要是和平，遵照法律的，也都属正常范围，我们可继续观察政府如何回应学生们的诉求，社会及各政党后续的反应，动作。但长远讲，法国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就如当初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几国在痛苦中完成，社会最终接受的改革，让这些国家新生，出现诸多新的气象：这几个国家现在经济增长都不错，葡萄牙财政甚至连续数年有了盈余，债务占GDP 的比例持续下降。法国毕竟是排名第七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有深厚的科技实力，作为世界上美国之后的军工出口第二大国，具有独立完整的军工体系，我们知道，军工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尖端科技的集中体现。而以法国为主的空客2025一年交货近800架，订单也早已排到十几年后；核聚变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沿；在特朗普动摇了欧洲诸多国家对美国核保护信心后，十个国家正在商谈法国的核保护，几天前马克龙亲自出席了改良版M51.3 战略导弹海上试射；在人工智能方面，除超大规模基础模型和算力与资本投入方面与美国相比有诸多短板，法国毕竟也在世界前列国家，尤其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相关人才储备，也许或为此，孙正义才决定砸下750亿欧元在法国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尚不去谈那些文化产品的软实力影响。……上述提及这许多实力都远超其人口和经济体量所容易让人想象的水平。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国际新型大国崛起的时代，法国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属于正常，但这不是一个许多法国人自己也认为的衰败国家，也不是他人能轻易唱衰的国家，但前提是法国人能迎接挑战，展开大幅的改革，改革国家甚重的模式，让国家瘦身，以改革造就未来。同时，也需要去改造政治文化，摈弃那种悠久的政治上对彼此具有敌意的旧式政治文化，营造一种新的民主文化，学会妥协，深化民主，继续给社会与地方更大的空间，重建国家的新的权威，秩序，在保持开放性的前提下，传承更新自己的文化之根，推动欧盟建设。如此，法国的未来就光明可期。这些当然不会一蹴而就，甚至仍然可能是在法国式的各方冲撞中踉跄前行。但只要前行，就定有希望。而如果不能有效地改革，做出错误的选择，法国的未来就将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就此无可挽回地衰败，也未可知。法国人又站到要做出历史选择的关口了。
（注：作者张伦为法国CY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人文社会之家“全球研究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