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兴、陶然：如果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依赖于体制内外基本稳定下的有效去杠杆，就应在向地方提出目标后充分放权，而不是以集权化方式事无巨细地“清单式”干预。

刘明兴、陶然：中国改革的现实是，一旦经济下行，央行就会在各方压力下一次次放水，各部委也开始加速项目审批。不刺激变成刺激，去杠杆反而变成加杠杆，“调结构”所需的关键领域改革却难以实现有效的突破。原因何在？

陶然、刘明兴：中国新一轮改革政策协同不足，不仅是因对风险判断仍存在数据陷阱，还因改革者缺乏底线思维的最坏准备。回顾历史，去杠杆势在必行的条件下，80年代的“双轨制”经验值得重新评估。

陶然、刘明兴：中国既有政治与财政体制都非常集权，且与其他如土地、环保、劳工体制一起，塑造了当前地方政府的“吃饭财政”与“建设财政”。要实现向公共财政转型，不仅需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建设冲动，也要减少它们对扭曲性转移支付的依赖。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曲线？未来中国能维持增长、走向福利社会吗？中国模式可以给匈牙利提供范例吗？对最后一个问题，民主宪政的坚定信仰者，比如我，会确定无疑地回答“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中国城镇化是涉及户籍、土地、财政的系统改革，而户籍改革的关键，在于启动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全面降低农民工举家在城市定居的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中国经济从超常态过渡到新常态，需要有效的改革。中国不同的部门、企业、乃至改革涉及到的社会大众，都是改革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如何推动改革的讨论，不能让改革被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所主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中国对经济学教育一向不如对理工科看重，而中国经济改革正是运用了经济学；学习经济学不能单靠记忆，要能够用来解释经济现象。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四中全会再谈依法治国，回归宪法不乏亮点，从法制到法治却仍在路上。经济学视角如何看法治？个人产权是法治基础，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为什么中国和东亚经济可以持续发展如此之久？“韧性”这个概念可能是帮助我们理解其中奥秘的一把钥匙。一个经济体若要变得更具韧性，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必不可少。

苏州大学法学副教授程雪阳：许多人认为中国改革就是突破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历史，但时至今日，违法改革会让民众和司法系统无所适从，而改革不违法并非不可能。

杜克大学教授高柏：今年纪念杨小凯的活动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引发了一场辩论，但遗憾的是，这位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只被当成思想家来谈论。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对中国当前的反腐败，既要算政治账，又要算经济账；既要算短期账，又要算长期账。除了反腐败，还要促改革。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刘胜军：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在邓小平1980年著名的政改讲话中有所提及，推进其改革夙愿，是告慰邓小平的最好方式。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他给时代带来的，什么是时代自身的力量。如果不能批评邓小平的弊端，则对他的赞美都不令人信服。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的声势，远远超过去年12月对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纪念。一些观察家认为，北京希望借这轮活动将习近平塑造成另一个邓小平式的改革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