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98岁高龄的郭道晖老先生安然辞世，为中国“法治三老”划上了生命休止符。
我和“三老”都很熟，但应当说和郭老交往最深，认识也最早。1995年，我刚开始在德大政府学院读博。之前写好了一篇小文，题为“法国国政院与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在国内法学界“举目无亲”的我只好请南师大公丕祥校长帮开一个“后门”，推荐给了时任《中国法学》总编的郭老，没想到真给发了。这是我有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竟然就在中国法学的“顶刊”上！1999年回国工作的时候，还把它当作评职称的主要成果之一。
大概是2001年的秋天，法理学年会在南京召开，我第一次见到郭老并面谢提携之恩。郭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有一位法学家的凛然正气，又不失长者的慈祥谦和。受郭老提携的法学后辈显然不止我一个，和我同辈的法界学者不乏其人。个人感觉，郭老主持《中国法学》的那几年是这本法学杂志最自由、最开放、最率真的年代，尽管我并不完全理解这份杂志当时对中国法学发挥的历史性作用。
一、为人民说真话的“白发少年”
如果要我就用一个字来总结郭老的一生，我会选择这个“真”字。和李锐、何方、杜导正等知识分子前辈一样，“法治三老”也是标准的“两头真”——“青年时期真诚投身革命，晚年真诚反思现实”（李普语）。他们的选择未必全对，但至少是真诚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真诚，任何错误都可以改正；失去了本真，所谓“正确”的选择又有何意义？
我有幸主持过郭老的两次讲座。第一次是2007年在北航法学院，当时的题目是“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此前，江平和李步云老师已来做过讲座。这次讲座之后，“法治三老”的称号就正式传开了。那一年，郭老已虚岁八十，但两个小时侃侃而谈、毫无倦色。讲座完毕，有听众提问：郭老为什么能健康长寿？郭老的回答是三个字：讲真话。这个答案引起了众人的好奇和不解，因为虽然那个年代的环境相对宽松，但大环境一直就这样，真话讲多了显然会遇到麻烦。为什么讲真话反而能健康长寿呢？这是对当下这个时代来说尤其有意义的大问题——这个意义不仅是国家的，更是个人的。
事实上，讲真话确实给郭老带来过大麻烦，但最后他似乎仍然“赚”了。柏拉图说过，“不义永远不可能比正义更划算。”这句话在郭老身上应验了。在这个时代，真话有风险，率直须谨慎。但从他平生一贯坦荡的胸怀、心直口快的神态和总是带着童真的笑容，郭老这辈子还是“值了”。
第二次讲座是在2012年春，郭老84岁了，仍然思维敏捷。他的题目是“三十而立——82宪法回顾与展望”。讲座开始，他戏称自己是“二十而立，三十而垮”。他二十岁入党，那一年应该是1948年。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看不惯领袖独裁的热血青年，反对国民党专制。不久，执政党换了，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特立独行的风格，继续批评，这下付出了代价。1957年，郭老反对“反右”，结果自己被打成了“右派”。再过十年，进入“文革”，他的遭遇就更不必说了。
由此可见，不论哪个党执政，郭老总是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批评者的立场。这并非因为他喜欢做“刺头”，而是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往往是对立的，而郭老总是站在人民这一边，即便这么做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人民”这个概念经常被扭曲，但它从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郭老的“讲真话”，无非就是为人民、为苍生、为社会说话。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人民法学家”。
二、半路出家的法学中流砥柱
改革开放伊始，郭老正好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和江平老师、张思之律师一样，终于迎来了大展宏图的“好日子”。但和“法治三老”中科班出身的其他二老不同，郭老纯粹是半路出家——他原来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读的清华电机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年届半百，改行学法，老年出家”。右派“摘帽”后，他被调去全国人大，在那儿工作了八年多，并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会议秘书，亲身参与了“82宪法”的制定。因此，他确实是讲“82宪法”的最权威人选。
1989年离休后，他被返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这一下又干了九年，直到年届七十才离任。当时，他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这是“天降大任”、“临危受命”。尤其在广场运动之后，中国法学界又有回到人人自危、万马齐喑的趋势，某些极左学者利用风波之后的噤若寒蝉为意识形态倒退造势。譬如1990年2月，吉林大学法学院张广博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谈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几个问题”，将广场提出的“争民主、争自由”升级为“反动”口号，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再提出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争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口号，1989年的风波就是明证。”这个国家许多左派成天把“人民”挂在嘴上，却公然站在反民主立场上，真不知他们如何与自己的逻辑和良知自洽。
在这种形势下，郭老主持下的《中国法学》发挥了定海神针和风向标的作用。他强调“区别对待政治是非与学术是非问题”，不要轻下政治结论、乱扣政治帽子。在他主持下，这份杂志对“争民主”的定性组织了正反两方面的讨论，区分了“争民主”和“争政权”的不同性质，有力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必要性。稍后，《中国法学》又对“权利本位论”组织了数论研讨，因“一本杂志救活了一个学术观点”而广受赞誉。
郭老不仅主持这份法学“顶刊”稳住阵脚，还屡次亲自发表“评论员文章”，积极引导、消除顾虑、打破禁区，扩大1980年代以来的法学战果。风波之后，法学界刚开始的人权研究顿时成了禁区。1991年，他发表了题为“深入开展人权与法制的理论研究”的评论员文章，实为重启国内人权讨论的破冰之作。这篇评论首次提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旗帜”，一举颠覆了长期以来人权被作为“资产阶级口号”的意识形态定位。是年3月，杂志编辑部和中国法学会研究部联合召开“如何开展人权与法制问题的理论研究”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研究人权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不必要的思想顾虑。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都召开了相关座谈会。一时间，人权从原来的“资产阶级口号”变成了法学界津津乐道的时髦话题。
郭老还和江平、李步云老先生一道，推动人权与法治概念的普及。1949年之后，直到1980-90年代初，中国官方和法学界用的普遍术语是“法制”，连郭老自己的文章也用的是这个概念。但此后，产生了“法制”与“法治”之争。是郭老首先将这两个不好辨别的同音词形象比喻为“刀制”—“水治”之争，使其实质区别一目了然。“法治三老”力挺“水治”、反对“刀制”。在法学界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法治国家”1999年入宪，“人权”、“私有财产”、“征收补偿”等概念2004年入宪。
三、公民社会的思想者
从二十岁热血青年到八十岁“白发青年”，郭老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为宪政中国的前途殚精竭虑。八十岁之后，他仍然笔耕不辍，接连出版了好几部专著。2009年，我在译林出版社主编“法政科学丛书”，其中第一本就是郭老的《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江老师对这本书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我国法学界，郭道晖教授最早提出了建立三种权利（力）的观念，即除了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利之外，还要建立社会权力。这三类权力（权利）的本质是，私人权利的核心是自由，社会权力的核心在于自治，国家权力的核心是强制力。
郭老的“社会权力”学说将中国法学从传统的国家—个人二元结构转化为国家—社会—个人三元结构，从而为宪法权利理论提供了新的支点。在国家这个“利维坦”面前，个人显然是渺小的，要面对庞大的国家权力捍卫自己的个人权利无疑是困难的。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对此都感同身受。郭老的想法不是一厢情愿地强调“权利”，而是解构“权力”并使其多元化——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加入社会力量，通过公民社会和公民运动制约国家权力。他认为，2009年的乌坎事件就是公民运动的一次很好展示。
郭老对“社会”的强调直接体现了他的“两头真”——他其实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而是要反思和改造它。我理解，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分支的进一步发展。他反复强调，他追求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权力至上的纳粹式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的所谓“社会”其实是被政权绑架的花瓶，其实质就是国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保障公民社会不仅不被国家侵犯，而且能够有效约束国家权力。换言之，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权力受宪法约束的“宪政社会主义”。
在2012年的讲座中，郭老最后阐述了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他强调，宪政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宪政”——不是用社会主义去改造宪政，而是用宪政来改造社会主义。反过来，社会力量对于宪政——即宪法的有效实施——也不可或缺。如果只有一盘散沙的游离个体，再高大上的宪法权利也无法落实。他认为，在当下中国，实行宪政社会主义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讲座中，郭老对现行宪法也是有褒有贬。褒是因为宪法确定了公民基本权利，并摆正了执政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但郭老并不讳谈现行宪法的缺陷，譬如没有旗帜鲜明地确立司法独立原则，对宪法权利的规定也缺漏了罢工权、迁徙自由等基本权利，而最大的缺陷在于宪法不可诉，以至于即便规定了的权利也成了“乌托邦条款”——郭老这个提法是不是够“猛”？
四、身体力行的行动者
有人会说，“法治三老”虽然影响大，但只是嘴上说说。无论是人权入宪、法制更名还是狙击反民主逆流，都还是停留在纸面上。现实中，中国的人权和法治不还是相当落后？无论文本规定多么华丽，现实中的宪法“顶个球”，没有实际意义。这种论调貌似有理，实则逻辑不通、问题多多。一是强人所难：宪法实施要靠全体人民，而不只是几位老人；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法治三老”能对制宪、修宪和立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已经很了不起。二是忽视文本的意义：即便文本没有得到落实，难道就没有一点“现实”意义？设想人权、法治、征收补偿这些现代理念不仅没有入宪，还是成天被批判的“资产阶级毒草”，中国真的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更重要的是，郭老绝非只是“坐而论道”者。除了广开言路、著书立说并推动国家宪法进步之外，他也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参与公民社会行动，亲身实践他自己的社会权力学说。当然，学者参与社会行动的方式主要是联名表达某种主张或呼吁实现某种诉求，但这种联合表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接近于行动，有时候甚至能改变现实结果。前些年，大环境还允许的时候，我也组织过几次联名呼吁，为此也屡次麻烦郭老、江老、张老、茅老等老先生“站台”。去找江老的时候，心里不免有点惴惴然，事先得想好“台词”。找郭老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知道他肯定有求必应。
具体不细说了，有一个小插曲颇能反映郭老的真性情。2011年，辛亥百年之际，我想对“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的文字版搞一个联署，首先找了二老。江老师坦率地表达了顾虑，并委婉地劝我放弃——这被证明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发给郭老，则一口答应。他还很仔细地阅读了全文，并提出不少具体修改意见。我最后接受了江老的意见，但这个插曲本身充分显现了郭老这个湖湘法律人的可敬可爱。
今年过完年，郭老家属告我他的情况不太好，我赶紧去养老院看望。郭老当时睡着，听到有人喊他，努力睁开眼看着我，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已经不能说话。我告他放心，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告诉我，“法治三老”的时代已然落幕，他希望后学们能够在前辈开拓的中国法治进步之路上继续走下去。
追思思之先生的时候，办公室的留声机里正好放着有《欢乐颂》之称的贝九。每次听，我都没听出什么“欢乐”。相反，我听到的是坚毅和悲壮，正如我看到张老在那张照片里的面容那样。有位朋友建议，追思郭老的时候也应该放点音乐，得到点灵感。这次，不知是否巧合，留声机里正好放着贝五——《命运交响曲》。一如贝多芬的性格，它依然狂飙突进，但似乎更贴近郭老一贯从容而坚定的姿态。它象征着人类和貌似不可逆转的命运顽强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和其他二老一样，郭老的一生无疑是跌宕起伏的，但不论命运如何变幻无常，他始终坚守“讲真话”这条底线。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已经是个人命运的胜利。
至于一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太多的变数，现在还不好说，至少目前看不出什么好的兆头。我在追思江老的时候注意到，“法治三老”是连接体制内外的桥梁；这个桥梁现在断了，体制和社会之间的碰撞是否会更激烈、更危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命数，但也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后学要学会郭老处事不惊的心态，守住讲真话的底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坚信中国这艘大船最终会在波涛汹涌中驶出自己的“历史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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