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身体力行的行动者
有人会说，“法治三老”虽然影响大，但只是嘴上说说。无论是人权入宪、法制更名还是狙击反民主逆流，都还是停留在纸面上。现实中，中国的人权和法治不还是相当落后？无论文本规定多么华丽，现实中的宪法“顶个球”，没有实际意义。这种论调貌似有理，实则逻辑不通、问题多多。一是强人所难：宪法实施要靠全体人民，而不只是几位老人；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法治三老”能对制宪、修宪和立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已经很了不起。二是忽视文本的意义：即便文本没有得到落实，难道就没有一点“现实”意义？设想人权、法治、征收补偿这些现代理念不仅没有入宪，还是成天被批判的“资产阶级毒草”，中国真的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更重要的是，郭老绝非只是“坐而论道”者。除了广开言路、著书立说并推动国家宪法进步之外，他也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参与公民社会行动，亲身实践他自己的社会权力学说。当然，学者参与社会行动的方式主要是联名表达某种主张或呼吁实现某种诉求，但这种联合表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接近于行动，有时候甚至能改变现实结果。前些年，大环境还允许的时候，我也组织过几次联名呼吁，为此也屡次麻烦郭老、江老、张老、茅老等老先生“站台”。去找江老的时候，心里不免有点惴惴然，事先得想好“台词”。找郭老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知道他肯定有求必应。
具体不细说了，有一个小插曲颇能反映郭老的真性情。2011年，辛亥百年之际，我想对“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的文字版搞一个联署，首先找了二老。江老师坦率地表达了顾虑，并委婉地劝我放弃——这被证明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发给郭老，则一口答应。他还很仔细地阅读了全文，并提出不少具体修改意见。我最后接受了江老的意见，但这个插曲本身充分显现了郭老这个湖湘法律人的可敬可爱。
今年过完年，郭老家属告我他的情况不太好，我赶紧去养老院看望。郭老当时睡着，听到有人喊他，努力睁开眼看着我，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已经不能说话。我告他放心，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告诉我，“法治三老”的时代已然落幕，他希望后学们能够在前辈开拓的中国法治进步之路上继续走下去。
追思思之先生的时候，办公室的留声机里正好放着有《欢乐颂》之称的贝九。每次听，我都没听出什么“欢乐”。相反，我听到的是坚毅和悲壮，正如我看到张老在那张照片里的面容那样。有位朋友建议，追思郭老的时候也应该放点音乐，得到点灵感。这次，不知是否巧合，留声机里正好放着贝五——《命运交响曲》。一如贝多芬的性格，它依然狂飙突进，但似乎更贴近郭老一贯从容而坚定的姿态。它象征着人类和貌似不可逆转的命运顽强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和其他二老一样，郭老的一生无疑是跌宕起伏的，但不论命运如何变幻无常，他始终坚守“讲真话”这条底线。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已经是个人命运的胜利。
至于一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太多的变数，现在还不好说，至少目前看不出什么好的兆头。我在追思江老的时候注意到，“法治三老”是连接体制内外的桥梁；这个桥梁现在断了，体制和社会之间的碰撞是否会更激烈、更危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命数，但也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后学要学会郭老处事不惊的心态，守住讲真话的底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坚信中国这艘大船最终会在波涛汹涌中驶出自己的“历史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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