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业界出现一些说法，即通过公共服务涨价来推动温和通胀，推高居民收入。与之相对应的是，建议政府更大程度地进行公共服务业兜底，缓解“不敢花钱”，以此提振消费。可惜的是，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一、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39.6%）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6.5%），较美国低了近30%，比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也平均低20%以上，和欧盟27国平均值相比，也低出15%以上。
收入分配的这个结构，导致居民最终消费不足，会引发需求不足，导致通货紧缩压力，也使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要实现以内循环为主，就要推动消费。
周天勇教授建议，未来五年，政府教育支出应该争取提高到4.5%，卫生支出争取提高到4.3%。
1978年到2024年，发达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为4.78%和3.83%，而中国只有2.73%。2024年，这个差距进一步拉大到了1.58和1.13个百分点。在医疗方面，1999年到2024年，发达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为7.30%和3.33%，而中国只有1.49%。2024年，这个差距更是拉大到了7.9和2.91个百分点。
所以，周天勇教授认为，通过政府开支兜底，缓解居民的后顾之忧，居民就能够消费。
二、
目前，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1950年至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平均只有44.3%，低于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常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俱乐部）50%-65% 的水平。国际上，高、中、低三档分别为74.01%、66.61%和59.20%。比最低标准，中国也差了14.9个百分点。
以国内消费推动的经济发展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重就必须进一步的提升。近年来国家层面已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有学者认为，可以从公共服务行业入手。
樊纲提出，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为40%，不仅反映消费不足，也与统计方法有关。中国对自有住房消费的统计方式，显著低估了实际住房消费。若按市场租金计算，可增加GDP约7%-8%。
经济学家张军也有类似观点，他提出，中国居民食物消费占比，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最明显的差别集中在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上。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开支仅占全国GDP 的26%左右，美国为55%，欧盟27个国家平均值为38%。除中国之外的五个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平均值也达到了33%。
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居民的居住消费被严重低估。联合国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指南中，自有住房可以采取虚拟租金的形式，折入消费。中国是按城市住房折旧率2%来计算的，这就低估了住房支出。虚拟租金按照成本折旧法核算出来的数字，它在GDP当中的占比只有2.4%左右，墨西哥、土耳其等等这些接近中等收入水准的国家，居民居住消费在整个GDP当中的占比都要超过10%；美国为8.3%。2023年，政府改为市场租金来计算虚拟租金。
顺着低估房屋支出的思路，张军将思路扩展到公共服务业消费占比上。
国外公共服务的价格非常高，比如公共交通、医疗、教育等等公共服务收费标准普遍偏高，反观国内同类服务价格长期维持在较低区间。这是因为，公共服务基本上都是国有体系，是财政投入、国家定价、事业单位落地执行，均未完成全面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所以，价格偏低。
这个机制下，国内民众能够享受低价公共服务，但公共服务定价偏低，也制约行业收入水平，进而制约整个服务业的收入水平，影响居民收入。低工资、低物价的循环机制，也直接造成居民消费结构里服务消费占比持续走低。所以，要刺激消费，提升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公共服务就应该涨价，以此带动整个服务业涨价，实现居民收入增加。
简而言之，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偏低，根源是服务业（公共服务）价格过低，那么，抬高公共服务定价，就会带动整个服务业涨价，进而带动服务业劳动收入提升，居民收入就会提升，最终提振总消费。
三、
从服务业入手，是正确的思路。
我国的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较高水平（如1983年曾达62.80%）持续下降，2016年为44.12%。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也呈现类似趋势，例如浙江省该比例从1990年的53.1%降至2010年的38.9%。这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部门分享的份额相对减少。
这种变化，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最初的中国经济，制造业不发达，传统服务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与此同时，低水平的制造业更偏劳动密集。随之经济发展，制造业比例变大，而且从劳动密集型转向了自动化，也即越来越变为资本密集型，所以，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下降。
这个过程，就涉及一个概念“鲍莫尔病”。
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提出的“鲍莫尔病”的概念。他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门，以技术进步推动效率提升的制造业部门和技术本身影响力有限的服务业部门，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比重增加，流入劳动力规模增加，会导致整个社会效率增速降低。
比如同时给100人理发，100年前需要100个Tony老师，如今也还是100个Tony老师。但与此同时，这100年间，汽车生产行业则从手工生产飞跃到了全自动生产线，以前需要100个人，现在只需要20个人，甚至2个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增加，人们对外出吃饭、按摩、看表演的需求增加了。
那么，更多的劳动力就会从汽车制造行业，流向理发师、厨师、按摩这些低生产率的行业。这就不利于整个国家生产率的提升。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增加，制造业劳动人口不断向服务业转移，与之相伴的则是宏观经济GDP增长率的持续下降。
显然，鲍莫尔病的过程，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都会遭遇的问题。这甚至不是一个问题，而应该被称为一个现象。
因为服务业的工资很高，意味着内需。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但与此同时，汽车、电脑等工业品的价格却是下降的。所以，100年前的蓝领无法负担汽车，但今天，一个水管工都能买得起汽车、电脑。这就提升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造就了庞大的、橄榄状的中产阶级，也造就了庞大的需求。
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外向型经济，为了提升竞争力，劳动收入被抑制了。这就形成了，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内需无力的现象。未来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使得经济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所以，鲍莫尔病反而成了一个应对之道。那么，既然鲍莫尔病发生在服务业，所以，提振服务业，就能提升收入、刺激消费。
服务业在吸纳就业上非常重要。而且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中，实物消费，也依赖服务业。买一辆汽车自驾，需要旅游服务；买一部手机，需要游戏、朋友圈和短视频。实物消费，都需要依靠服务业来推动。
四、
但是，希望用政府兜底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涨价，都是错误的。
先谈政府兜底。
当下很多人认为，中国人为了应对医疗、教育等需求，所以，有高储蓄率，这就是所谓的“不敢消费”。那么，政府兜底，就能免除后顾之忧，人们就敢消费了。但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属于管理学上的“保健因素”。
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是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的核心，简单来说，保健因素管“不发生不满”，激励因素管“感觉很满意”。简而言之，医疗、教育是保健因素，而旅游、度假是激励因素。显然，保健因素难以产生强烈的获得感，而所谓刺激经济，就是刺激人们消费，并努力工作。
更进一步的，所谓对教育、对医疗的预防性储蓄，所以不敢花钱，这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现象。教育消费，家长追求的不是优质教育本身，而是排序。所以，这是和同辈竞争的痛苦的零和游戏。这个游戏政府投入再多，都无法满足需求。因为永远也无法产生10个头部前1%。所以，再多的投入，家庭也不会感到快乐，反而会因为要素的搭配投入，家长、孩子更累。当然，小班化等减轻负担的投入，是值得的。既可以增加岗位，也可减轻家长负担。
至于医疗消费，需求也是没有底线的，亿万富豪数以亿计的投入都无法满足他们的目标。这是一个和死神竞争的必输游戏，注定随着技术水涨船高，也注定也无法为家庭带来快乐。所以，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也不会降低居民对此的预防性储蓄。
五、
更值得辨析的是公共服务涨价。
公共服务价格的上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现象——它是经济发展、全社会购买力提升的结果，那么，主动给公共服务涨价，能否成为推动全民收入增长的发动机呢？
如果主动抬高公共服务价格，居民收入还没有被传导到位，进而增加，公共服务业的涨价，就会立即产生痛苦感。居民对未来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非常敏感，教育、医疗、养老基于文化，是刚性支出，涨价后居民必须拿出更多收入支付公共服务，就会进一步增加储蓄，压缩可支配收入用于餐饮、文旅、家电、汽车的预算。所以，这反而会抑制消费。
这相当于居民的收入的流向，有了两个变化。第一，一般来说，水、电、燃气等公共服务，是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更何况，这些事业单位的员工基于稳定，工资谈判能力更低。所以，行业收入转变为工资的比例，比餐饮、文旅更小。即便这些部门的员工可以涨工资，这些部门的员工本来已经属于高收入阶层，这就形成从低收入居民向高收入居民的逆向收入再分配。
第二，居民的服务消费，更多的进入了政府体系，而非市场体系。要通过提振居民收入，通过消费刺激经济的本质，就是因为居民的选择，对经济发展是更高效的。否则，政府直接花钱就可以。所以，公共服务业的涨价，并不会带动工资的提升，反而会因为挤出其他消费，导致经济效率变低，会进一步拖累经济复苏。
政府就那些公共服务兜底和政府进行公共服务涨价，一个是政府花钱，一个是政府涨价，这两个观点，看似截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钱要从政府手上流过。但是，很多人忽略了的是，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基础，是市场。当投资对经济拉动的效率已经很低的时候，钱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刺激更多的餐饮、更多的观影、更多的演唱会、更多的旅游、更多的游戏、更多的展会，会有更高的效率。
这些生活服务业，天然的更能解决就业，有更高的劳动报酬比例。那么，一个逻辑上的选项就是刺激出更大的生活服务业规模，而非公共服务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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