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现在中国的困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有的中国经济运行状态事实上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消费一路下滑，而且日趋严重。今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出现了近年少有的负增长情况，拖累1至5月份的累计增速回落至1.4%。整个经济体陷入了增长乏力的“供给端萧条”，企业的生产陷入困境，然后又再辐射影响到消费和就业；而消费和就业的低迷不振，限制了市场扩张，又使得企业的生产活动进一步难以持续，难上加难，进而形成了一个经济体的负面循环。
如何打破这样的负面循环呢？照本宣科式的建议和评论到处可见，验证了人们以往遏制这个负面循环的努力，刺激消费，规模化发行消费券；利率政策优化以及利率调控，导致利率已经趋近于零；规模化的改革，覆盖面虽然极大，但依然与实质效果脱节；“稳房价”以及财政支持，也提了很多年，但市场行情惨淡依旧；大量的临时性、刺激性措施，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效果并不明显，理论上也解决不了真正的结构性问题，因此中国经济的运行依然处于困境。
从经济政策的规划角度来看，基于现在的情况，有必要付出努力的方向是寻求一条真正的可行之道，使之能够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并着眼于发挥经济体中原有的、已积聚的势能，改出向下的负面循环轨道，进而创建出一种健康循环，让政策落于实地，真正提振经济，提振消费增长。
这样的政策选项是存在的，这一政策解决方案的基本逻辑循环是：在经济运行体系上鼓励、集成中小进出口商从事国际贸易，形成大量出口，实现大学生就业，由外而内的创造新消费——〉在境外构建普遍的国际贸易网络，输出中国商品，弥补网络平台的不足——〉实现外部营收以及利润，用于购买发行的外币国债——〉创建可控的政策平台，包括网络平台，形成提供政策便利的窗口以及管理约束——〉通过平台实现交易，用国债抵押长期信贷，同时清算出口成本——〉再出口并形成国际贸易的循环。如果将这个循环体系视之为是一个政策模型，那么这个政策模型，那么就是解决眼下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的一个可能的核心解决方案。
根据这个政策模型的简单推算，中国现在的消费总量如果按照50万亿人民币计算，那么按照这个政策模型，外部出口如能额外增加近5000亿美元，那么等同于中国消费增长率毛估达到10%左右，这已经比现在的消费增长率翻了几倍，当然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中国还可利用国债在经济体外回笼大量外部资金，用于支持各地的财政建设、社会福利以及帮助化解不良债务，同时打开了向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长期信贷并在事实上存在的节流阀，支持其在全球扩张营业额之余，还因消费品需求而普遍地刺激了国内生产活动，增加大量的大学生就业岗位。
这个政策模型的内在含义以及大方向，就是要求及时调整现在的政策方向，利用外部消费拉动内部消费，将两种消费视为一体，对中国的消费活动赋予国际化的政策含义；将实现消费增长的艰巨政策任务，由外及内，拉大、放到、扩张到国际视野的范围内加以一定程度的解决。
事实上，这个政策模型所建立的是一种穿透国内外经济的循环体系，这就意味着将会具有超越经济体的阻力，存在一些可能的堵点和卡点，需要政策协同以及政策改革的有力支持。
这些堵点和卡点，首先就是“长期信贷”的问题。虽然国债是适合抵押的、无风险的优良资产，但国债的收益率很低，国债市场价格受到宏观利率的影响较大，因此银行在业务环节实际是严防长端国债价格大跌，一旦出现风险就会要求追加抵押品，甚至会强行平仓，因此实际对于提供这类信贷的业内政策非常谨慎。这种情况下，提高国债收益率就是一个挑战，这就要求央行的货币政策应适度加以配合，要考虑适当力度的加息以提高国债收益率。至于加息所导致的出口商品成本上升，则可由出口商采取各种经营措施加以平抑。
再有一个堵点和卡点问题，就是平台建设的问题。
表面看中小出口商做贸易，最核心需要的是高流动性的营运资金，如果把赚来的钱先变成国债，再抵押变成贷款，中间平白无故被银行吃掉了利差，如信贷利率、手续费和抵押折扣率，还会拉长了资金周转的周期，因此这种操作存在看似是不合理的因素。虽然存在这样的“不合理”性，但政策平台的效用其实是多方面的，实际政策平台的建设，是这一政策模型的核心节点。它的存在可以提供和解决很多中小出口商的挑战性问题，进而可以因积聚而形成规模效应，此种情况如同网络平台的积聚效应是一样的。首先，它可以解决进出口的保险问题，降低各种各样的出口风险，并且相对于保险公司的收费，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其次，可以提供政策窗口的便利性，一个窗口解决出口信贷、结售汇、报关、保险、清算以及相关出口配套支持体系，大幅度提高效率，相对降低成本。第三，抱团取暖，由小及大，增强境外的贸易保障，包括法律援助和意外援助，以应对地缘政治意外和法律战。第四，形成组织和管理体系，平台的建设包括现有交易性的网络平台，但也可由地方政府和民间协会组织，通过共建形式来实现，重在形成规模效应和管理效应。第五，以平台为基础，扩张国债交易，进而形成内向型的外循环，向中小出口商提供长期信贷支持，夯实资金基础，打造消费增长。
客观的来看，这一政策模型，必然会涉及到诸多的政策改革问题，需要突破现有制度和秩序，而且还有政府内的多部门协同问题，因此存在很多的卡点和堵点几乎是肯定的。不过从现有的中国经济形势判断，没有相当力度的改革，也是解决不了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所以政策面上必要的取舍，这是决策层在寻求突破时所必须要下的决心。
事实上，经济领域的“上层建筑”，那些在声望上位于金字塔尖的人物，有时也应该向下凝视社会基层的微妙变化。这个政策模型，实际是从日本的产业研究，抽象出其健康的循环体系，再到融合中国的实际经济环境需要，从而构建出的政策解决方案。这个过程并不神秘，而且这方面的成功实践经验实际也不少，只不过因为规模太小，过去都很难真正进入政策视野。
如很多年前，安邦在简报中就已经揭示过的那样，中国的一个年轻女孩，孤身一人走出去“闯世界”，在伊拉克建立贸易货仓，扩大中国消费品生产和出口，自己也赚到了相对的“大钱”。实际还有外国人这样做的，新西兰有两个男孩，小的年仅18岁，从父母那里借了1.3万新西兰元，在2003年来到了中国，在广东汕头搭了一个铁皮棚子开始创业，他们在中国扎根8到10年，开发和生产了许多全球性的玩具爆品，现在他们已经连续两年都是新西兰这个国家的首富。
这样的例子，实际不胜枚举。中国是世界消费品的原生地和根据地，现在虽有改变但实际依旧大致如此，全球性的商品竞争力依然存在。面对现在的经济增长困境，关键是政策部门要将现有的社会生产能力和年轻人的创造力，组装起来，动员起来，推动其发挥作用。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现实的贸易世界中，日本也曾面临过类似的“囚徒困境”，但最终还是走向了“全球本土化”来破局，这样的抽象经验以及打造健康经济循环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中国现在的大批中小进出口商以及潜在的将来的大批中小进出口商们，相对于中国国际贸易3.5万亿美元的体量和作用，可能渺小到仅仅是一群“蚂蚁”，但只要政策面提供关键而有效的支持，就可将之聚拢成为一支真正的“蚂蚁雄兵”，横行于贸易的世界，并真正产生出奇制胜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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